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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譯介與影響因素——作家看中國當代文學外譯

發布者:上海翻譯公司     發布時間:2019-10-29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了國家戰略,而“中國文化要走出去,文學的譯介與傳播是必經之路。因為文學涉及人類精神與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雹?/P>

    近一個時期,有關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外譯,成了翻譯學界和文學界關注的重點。如《小說評論》于2010年第2期就開始推出了“小說譯介與傳播研究”欄目,“持續追蹤中國文學譯介以及傳播研究的學術動態”,至今已發表了有關中國文學外譯與傳播的研究論文50余篇,在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引發了普遍的關注 ②。從發表的文章看,以個案研究為主,涉及的主要是具有代表性和較大影響力的中國當代作家,如莫言、余華、畢飛宇、賈平凹、蘇童、閻連科等。有關這些作家重要作品的譯介,是中國文學外譯研究考察的主要對象。

    然而,翻譯學界普遍關注的這些重要作家如何看待中國文學走出去?他們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現狀有何認識?對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進程中出現的問題與障礙,他們有何思考?有哪些因素影響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接受?對于自己的作品的外譯,是否有什么訴求?本文針對上述問題,根據《中國翻譯》、《外國語》《外語教學與研究》雜志發表的中國當代作家的系列訪談和學界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就中國當代作家眼里的中國當代文學外譯作一探討。


    一、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地位與譯介狀況
    學界在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外譯問題時,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從整體來看,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的影響力相對來說還比較弱。對此,有學者認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目前階段, “漢語在全球范圍內仍然是非主流語言,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仍然處于邊緣地位,中華文化在整個世界文化格局中‘仍然處于弱勢地位’,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傳播與接受必然遭遇困難和波折” ③。

對目前這一整體狀況的判斷,應該說是符合中國文學外譯的基本狀況的。但就個體而言,中國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當代作家在國外的譯介還是相當活躍,令人關注的。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是一個重要的參照,到目前為止,他的作品的外譯已經涉及近20個語種,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等主要語種,被翻譯的作品20余部。如果我們以近年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的漢譯做一對比,可以看到,大多數諾貝爾獎作家的漢譯都不如莫言作品的外譯多,即使是在中國有持續譯介的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有50多種作品問世,在中國的譯介還是不到20種。同時,勒克萊齊奧作品的英譯,在數量上也不及莫言在英語世界的譯介。

    除了莫言,還有余華、畢飛宇、蘇童、閻連科等一批作家的外譯也值得特別關注。比如畢飛宇的作品的法譯,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蒙迪亞諾(2014年)、白俄羅斯記者兼散文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2015年)、美國音樂人鮑勃•迪倫(2016年)在中國的譯介要多。蘇童是在域外受到關注度較高的作家,他的作品外譯也較多,據他自己講,截止2012年,他的作品“被翻譯語種較多的是英語、法語、意大利語、韓語,大約有七種左右,其次是德語,荷蘭語,日語,有四五種左右,其他的如西班牙、葡萄牙、北歐及其東歐的語種翻譯較少,各有一兩種。各種翻譯文字版本加起來,應該超過五十種?!雹?/P>

    從上面幾位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外譯的數量看,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前景似乎是樂觀的。但是,恰恰就是這些在國外譯介較多、影響力不斷擴大的作家,對中國當代文學在域外,尤其在西方的地位有著清醒的認識。在畢飛宇看來,即使作家個人的作品在國外的譯介數量較多,在現階段,也并不代表中國當代文學在國際上有著普遍影響力。他坦陳:“中國文學的魅力毋庸置疑。但是,如何看待世界文學里的中國文學,我還是很謹慎的。去年得了亞洲文學獎之后,許多西方記者問我:你覺得你走向世界了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沒有。你也知道的,我不是一個喜愛做謙虛姿態的人,但是,我認為我也沒有喪失最基本的冷靜。寫作的人最終都要面對世界、面對事實的?!?⑤畢飛宇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雖然有越來越多的作品得到譯介,有的作家還獲得了國際性的獎項,但還沒有形成世界性的影響。

    對此,作家蘇童也持同樣的觀點。他指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許短時間內會讓西方文學市場‘正視’中國文學,但是等到莫言效應漸漸冷卻,一切都會恢復原形,‘巴黎人’還將以‘巴黎人’的目光看待‘外省人’,這不是歧視或者偏見的問題,而是某種慣性,對于西方視野來說,中國文學不僅在東方,而且在中國,與中國經濟不同,它集合了太多的意識形態,是另一種膚色與面孔的文學,另一種呼吸的文學,有著宿命般的邊緣性?!被謖庖蝗鮮?,他對中國當代文學在國際上的地位作了如下的判斷:“莫言的成功,并不暗示其他中國作家的成功,莫言與‘世界’的緣分,也并不契合別人走向世界的緣分。憑我個人的認識,中國文學在西方,歐美文學在中國,這兩者將長久性地保持非對等地位。這幾年也許會有更多的中國文學在海外出版,但無法改變其相對的弱勢地位?!雹?/P>

    畢飛宇與蘇童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有著客觀的判斷。對于自己作品難以克服的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他們更是有著“冷靜”的認識。他們的這些認識帶有某些普遍性,作家賈平凹雖然認為中國文學已經走上了世界舞臺,但還很少見到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典型性作品,他認為:“中國文學可以說走上了世界舞臺,但還沒有寫些在世界格局下的那種典型性作品。已經成為經典的作品我們都讀過,那是多么震撼過我們的作品啊。我所說的營養不良、骨質疏軟,就是指我們的作品還是受政治的影響太多,雖然這正在逐漸擺脫和消除著,它對整個人類的思考,對于文學的創新還做得不夠。雖然現在可以說中國文學向外國文學的學習、模仿的階段已完成,但真正屬于中國文學的東西才剛剛開始,要走的路還長啊?!雹?/P>

    目前,國內學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外譯的研究在不斷深入。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有限的原因,學界進行了不少富有啟迪意義的探討。就總體而言,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外部因素的探討。上文中幾位在國內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對文學自身的認識,可以說為我們客觀地理解中國當代文學外譯的自身因素,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我們也從中看到了中國當代作家正視自身的不足與差距,爭取寫出具有震撼力的偉大作品所表達的意愿和切實的努力。


    二、促進中國當代文學外譯的因素與途徑
    盡管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地位目前相對來說還比較弱,但近幾年來中國當代作家在國外的譯介呈上升的趨勢,是不爭的事實。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文學譯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多重因素起著重要的推進作用。那么,在作家們看來,到底有哪些最基本的因素促進了中國當代作家作品在國外的譯介?

    一是“作品自身的本質”。莫言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能夠得到譯介與傳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作品的品質。他結合自己的作品的外譯過程,特別強調:“我敬重、感謝翻譯家,這其中包括將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的翻譯家,也包括將中國文學翻譯成外文的翻譯家。沒有他們的勞動,像我這樣的作家,就沒法了解外國文學,中國文學也沒法讓外國讀者了解。文學的世界性傳播依賴翻譯家的勞動,當然,翻譯過來或翻譯出去,僅僅是第一步,要感動不同國家的讀者,最終還依賴文學自身所具備的本質,也就是關于人的本質?!雹?/P>

    莫言對于“文學自身所具備的本質”這一決定性的因素的認識,一方面他是對學界 “莫言獲獎是靠翻譯” 之說的直接回應,借此強調作品的本質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他對于文學作品品質的關注。他坦言:“法國是全世界譯介中國當代文學最多的國家,僅我一人,就有二十多種譯本。必須承認,張藝謀等人的電影走向世界之后,引發了西方閱讀電影背后的小說原著的興趣,但這種推力是有限的。持續的翻譯出版,還是靠小說自身具備的吸引力?!?⑨對于作品本身的品質,閻連科的觀點更為明確,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要走出去,必須要有好作品:“對于中國文學的輸出,我說關鍵是我們要寫出好作品,寫出值得輸出的作品來” 。⑩

    小說自身的本質和具備的吸引力,是作品能夠得到譯介與傳播的最根本的要素。作品的藝術個性越獨特,翻譯的價值就越高,被譯介的可能性就越大。對一部具體的文學作品的本質的認識,離不開對于文學本質和文學功能的深刻理解與整體把握。作家鐵凝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文學作品的譯介和交流對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文學人的共識。在世界仍然被各種政治的、文化的偏見所分隔的時候,當一種文化企圖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時候,是文學讓萬里之外的異國民眾意識到,原來生活在遠方的這些人們,和他們有著相通的喜怒哀樂,有著人類共同的正直和善良;文學也會使他們認識一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和傳統,這個國家的人民對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他們將在這種差異中感受世界的豐富和美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和文學翻譯都是通向一個和諧世界的重要橋梁,因為這兩者的創造與合作能使如此不同的人們心靈相通,并共享精神的盛宴?!?nbsp; ⑪鐵凝從文學的本質與獨特功能這一視角出發,指出了優秀的文學作品被譯介的重要性、必要性與某種意義上的必然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政府為何看重中國文學的外譯并采取了積極的舉措促進中國文學外譯的重要原因。

    二是文化與文學交流的因素??疾熘泄貝難庖氳姆⒄菇?,我們可以看到積極的文化交流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促進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界不斷打破文學觀念上禁錮,與西方文學界建立起交流的關系。

    對這一因素,翻譯學界有比較系統的分析。有學者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僅僅是一種愿望,也不僅僅限于中國文學界的一陣陣強烈的呼聲,而是一份份實實在在的努力。在西方國家舉辦的一些重要的國際書展上,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的身影,聽到他們發出的逐漸增強的聲音;在國外一些著名的大學和文化機構,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走向講壇,談文學,談文化,談心靈的交流與人文精神的傳遞;中國政府更是積極創造機會,開拓中國作家與國外的作家、出版家和讀者面對面的交流的途徑?!?#9323;

    中國作家參與文化與文學交流的途徑是多樣的。中國政府在國家的層面推進并組織的中外文化年活動創造了積極的文化交流環境,組團外訪、國際書展、大學演講、住校訪問、讀者會、新書發布會等,都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傳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三是作家與譯者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因素。譯者是文學譯介活動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在翻譯文本選擇、文本理解與闡釋、文本翻譯策略、翻譯質量的保證等涉及譯介活動整個過程的主要環節,譯者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當代文學的外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外一批熱愛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優秀翻譯家。通過坦誠的交流,中國作家與這些優秀的翻譯家逐漸建立了穩固、充滿信任的合作關系。

    在與國內著名作家的訪談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普遍的現象:中國作家與相關語種的譯者之間都保持著長久的聯系。池莉是在國外譯介較多的女作家,在法國譯介的作品10余種,具有廣泛的影響。她與譯者之間不僅僅是一種合作的關系,更是一種相互理解的友好關系。

    池莉談到:“我幾乎和所有翻譯我書的譯者,都有聯系。在翻譯期間,聯系還會比較頻繁。比如德國的,日本的,韓國的,美國的。十幾年來一直有比較多聯系的,應該是何碧玉教授了。最初何碧玉名字并不叫何碧玉,那時候我對法文也還很陌生。何碧玉寫信聯系我,名字是法文縮寫,以至于我一直以為她是個男生,直到她在巴黎火車站接我,原來是一個苗條玲瓏精致的法國女人。何碧玉身邊還有安比諾教授,他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褂猩郾η旖淌諞約捌淥肝環ü爰?。他們都被何碧玉團結在一起,前前后后翻譯我的多部小說。何碧玉教授的文學感覺特別細膩精準,不放過每一個細節,常?;嵫飾倚磯轡侍?,力圖讓法文版更加完美。這種良好合作,對我來說,就是很理想的關系。我要說感謝都嫌輕淺,我真的很感恩?!?#9324;

    就文學譯介而言,譯者之于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同源共生的關系。翻譯,是文學作品在新的語言與文化環境里的再生。許鈞認為,一個作家能遇到一個好的翻譯家,那是歷史的奇遇。在中國,“當我們談起契科夫,我們就會想起汝龍;說起莎士比亞,就會想起朱生豪;說起巴爾扎克,就會想起傅雷?!?⑭而反觀中國當代文學的外譯,我們可以看到葛浩文、杜特萊、陳安娜等一些中國文學界特別熟悉的名字。莫言、余華、畢飛宇等作家論及他們的作品在國外譯介時都談到他們與譯者的互動關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為了更為透徹地理解作品,大都會與中國作家建立通訊的關系,就一部作品的理解與闡釋問題向作家討教,與作家討論。

    比如據許詩焱在俄克拉荷馬大學中國文學翻譯檔案館發現的有關資料,葛浩文與林麗君夫婦為了翻譯畢飛宇的《推拿》,與畢飛宇互通郵件,提出了131個問題。不少譯者還到中國作家的家鄉訪問,了解與熟悉作家的創作環境,比如莫言的法文譯者和日語譯者都到莫言的家鄉訪問過。莫言的法語翻譯家杜特萊深情地回憶道:“我第一次與莫言見面是1999年在北京。那時我正在翻譯《酒國》,我問了他很多問題。后來,我去過高密兩次,第一次是和莫言一起,參觀了他童年的舊居。當時我正在翻譯《豐乳肥臀》,能親眼看看小說故事發生的地方,這對我來說非常有意思。在高密和莫言的朋友們一起聚餐時的歡樂氣氛,讓我感受到了《酒國》中所描繪的喝酒藝術,這在山東確實是一個現實。第二次,我在莫言獲得諾獎后去了高密,我想參觀高密的莫言紀念館和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再后來,2015年,莫言來到??慫?馬賽大學參加了一個關于他的作品的國際研討會,并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當我翻譯莫言的小說時,我經常給他發電子郵件,他總是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此外,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莫言對所有翻譯他作品的譯者都表示了熱情的感謝,認為沒有他們,他根本不會獲得這個獎?!?#9326;

    在作家與譯者的聯系中,討論的最多是翻譯問題。而翻譯,就涉及到翻譯的原則與方法。對此,中國當代作家都有自己的訴求與原則,比如莫言就提出,譯者最好是做“信徒”。在回答訪談者高方教授關于語言與譯介關系的問題時,余華對翻譯的處理原則非常明確:“尊重原著應該是翻譯的底線,當然這個尊重是活的,不是死的,正如你說的‘漢語與其它語言之間的不對應性和非共通性使得這些選擇變得更為困難’,所以我說的‘內科式的治療’是請翻譯家靈活地尊重原著,不是那種死板的直譯,而是充分理解作品之后的意譯,我覺得在一些兩種語言不對應的地方,翻譯時用入鄉隨俗的方式可能更好?!?#9327;

    譯者與作家之間的這些聯系與來往,一方面有助于作品的理解和翻譯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有助于建立長久的友誼,推動長期的文學合作與交流。推動中國文學譯介的積極因素還很多,比如作家與出版社之間的合作、作家與經紀人之間的合作等等,這里不再贅述。


    三、 阻礙中國當代文學譯介與傳播的因素
    在上文中,我們從作家的視角,就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積極因素作了梳理與討論。在對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考察中,學界也發現存在著不少阻礙中國文學真正走出去、走進去的因素。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路還不太通暢,中國文學在譯介的過程中,其文學所具備的“異質性”沒有受到特別的尊重。有研究指出“中國文學的文本異質性在西方的顯化與接納尤顯艱難,因為中西方文學譯介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不僅體現于中西方文學輸入上的巨大逆差,更體現于文學輸入過程中原文本異質性保留與重現程度上的差異?!?⑰那么,中國當代作家是如何看他們作品的外譯所遇到的障礙或困難的呢?

    首先是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文學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向來比較復雜。中國的現當代文學,與政治和意識形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西方對于新中國,更是懷有偏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解與闡釋自然會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疾熘泄貝難г諼鞣降囊虢?,學界有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是最重要的阻礙因素。對這一問題,大多數有域外譯介經歷的中國當代作家都有同感,并對此問題表示不解或者不滿。賈平凹講得非常明確:“我是最害怕用政治的意識形態眼光來套我的作品的。我的作品在這一方面并不強烈,如果用那個標志來套,我肯定不被滿意。在北京的一次漢學家會上我有個發言,就說要看到中國文學中的政治,更要看到政治中的文學。如果只用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眼光去看中國文學作品,去衡量中國文學作品,那翻譯出去,也只能是韋勒克所說‘一種歷史性文獻’,而且還會誘惑了一些中國作家只注重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東西,弱化了文學性。這樣循環下去,中國文學會被輕視的,拋棄的?!?⑱莫言作品的理解與闡釋,遭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過于政治化的解讀與理解。對于這一現象,學界應該有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其次是語言的因素。在中國文學的譯介進程中,語言是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思考。一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本身的語言質量問題,德國漢學家、翻譯家顧彬在多個場合,就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問題提出批評,甚至直言不諱地指出有的作家語言不好。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的使用,直接影響作品的品質。語言不好,假話空話太多,自然沒有譯介的價值。二是漢語有自己的特性,與西方文字不同,其獨特的言說方式給譯介造成了客觀的障礙,此外,由于漢語在現階段還處于非主流的地位,而語言與政治、與權力的關系非常復雜,對中國文學作品的傳播構成了直接的影響。蘇童就認為:“‘西方中心論’揭示了某種霸權,同時也簡要描述了全球化時代一個作家的外在生存環境。用漢語方塊字寫作的作家是特別的,與來自英語國家甚至西班牙語國家的作家相比,他們擁有大比例的潛在讀者人群,卻不可避免地游離在國際大舞臺之外,因為國際大舞臺修建在‘西方中心’?!?⑲蘇童是從語言地位與權力中心的角度來看目前階段用方塊字創作的作品走進“西方中心”的困難。

    韓少功則從語言與文化的特性與異質性的視角出發,對中國文學譯介的障礙有著清醒而科學的認識:“外語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成語,但中文的成語量一定最大和超大——這與中文五千多年來從無中斷的歷史積累有關。一個成語,經常就是一個故事,一個實踐案例,離不開相關的具體情境和歷史背景,要在翻譯中還原,實在太麻煩,幾乎不可能。中文修辭中常有的對仗、押韻、平仄等,作為一種文字的形式美,也很難翻譯出去——類似情況在外譯中的過程中也會碰到,比如原作者利用時態、語態、位格等做做手腳,像美國作家??四珊頭ü骷銥寺宓?#8226;西蒙那樣的,意義暗含在語法形式中,因中文缺少相同的手段,也常常令譯者一籌莫展?!?⑳在目前的譯介與傳播研究中,對于蘇童所揭示的問題關注較多,而對韓少功所指出的困難和障礙,則少有深入的研究。作家們指出的這兩個層面的問題,都值得譯學界關注與探索。

    三是文化差異的因素。中國文學的譯介,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國文化的傳達?!拔難?,是文字的藝術,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淀?!?㉑要真正了解文學作品,必須對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外譯,作家們或多或少都感受到,無論對于譯者而言,還是對西方的普通讀者而言,文化的差異,是造成中國文學作品理解、闡釋與接受困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文學性難以被真正把握的因素。中國當代文學在譯介過程中,譯者或出版社的編輯對原文本會加以不同程度的刪改,他們這樣做,往往就是強調文化差異造成的隔膜會影響接受國讀者的理解和欣賞,需要做出調整。

對這種有礙于忠實原作的做法,蘇童認為:“出版社出于商業與市場的需要(尤其是英美出版社),經常要求譯者刪減內容,多數情況是過多考慮了海外市場的接受,過分畏懼文化差異造成的閱讀障礙(有時也不排除是當事編輯或出版社的一廂情愿,甚至出于偏見)?!?#12882; 以文化差異造成閱讀與理解困難為理由,調整、弱化或直接刪改中國文學作品中有深刻的文化沉淀與內涵的文字,有可能遮蔽原文本的異質性。對此,韓少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觀點:“差異是交流的前提,否則就不需要什么交流。之所以需要持續不斷的交流,就在于即便舊差異化解了,新差異也會產生。差異有什么不好?依照物理學中‘熵增加’的原理,同質化和均質化就意味著死寂,只有差異、多樣、競爭乃至對抗才是生命力之源?!?#12883;

    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閱讀與接受障礙,賈平凹則持發展的眼光,認為:“因為社會與文化的差異而造成的傳播中的誤讀和看錯眼,這是不可避免的,也很正常。隨著世界各國的交流,尤其對中國的社會、文化了解,這種情況逐漸就可以消除了?!?㉔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譯介與交流會促進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而對文化的深入了解,會促進對文學的理解與闡釋,翻譯中的刪改現象雖然不會如賈平凹所言,“逐漸就可以消除”,但至少可以逐漸減少。

影響中國當代文學譯介和接受的因素比較復雜,如詩學的差異、文學價值觀的差異、審美差異等問題,當代中國作家在他們有關文學譯介的談話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值得譯學界展開深度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的接受,任重道遠,閻連科的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一部翻譯作品被異地的讀者簡單接受還不算有影響、被接受,而是改變或豐富了那兒讀者的文學認識并影響了那兒作家的寫作,那才叫真的“文學印象”和被接受。達不到這一步,都還是僅僅停留在翻譯、出版和閱讀的層面上。就此而言,我以為中國文學真正的‘文學印象’在海外并沒有形成,而形成的是‘文學社會’印象。所以,中國文學對人家要有真正的‘文學印象’,還有很遠的路?!?#12885;

    四、結  語
    文學譯介與傳播,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從我們所掌握的材料看,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必要性在中國文學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但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當代作家對中國文學譯介的現狀與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對影響文學譯介與傳播的各種因素也有深刻的思考。中國作家的這些認識與思考,對于我們學界進一步思考有關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問題,尋找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可行的路徑,無疑具有重要的啟迪與參照的價值。


    注    釋
    ①周新凱 許鈞 《中國文化價值觀與中華文化典籍外譯》,《外語與外語教學》2015年第5期,第70頁。
    ②張楚悅 《如何從“受關注”到“受歡迎”》,《光明日報》2016年11月7日第13版。
    ③劉云虹《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翻譯歷史觀》,《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5年第4期,第4頁。
    ④高方 蘇童《偏見、誤解與相遇的緣分——作家蘇童訪談錄》,《中國翻譯》2013年第2期第46頁。
    ⑤高方 畢飛宇《文學譯介、文化交流與中國文化“走出去” ——作家畢飛宇訪談錄》,《中國翻譯》2012年第3期,第53頁。
    ⑥高方 蘇童《偏見、誤解與相遇的緣分——作家蘇童訪談錄》,《中國翻譯》2013年第2期第47頁。
    ⑦高方 賈平凹《“眼睛只盯著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賈平凹先生訪談錄 》,《中國翻譯》2015年第4期,第58頁。
    ⑧許鈞 莫言《關于文學與文學翻譯——莫言訪談錄》,《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4期,第614 頁。
    ⑨許鈞 莫言《關于文學與文學翻譯——莫言訪談錄》,《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4期,第 613頁。
    ⑩高方 閻連科《精神共鳴與譯者的“自由”———閻連科談文學與翻譯》,《外國語》2014年第3期,第25頁。
    ⑪王楊《連接心靈與友誼的彩虹——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京召開》《文藝報》2010年8月11日第1版。
    ⑫許鈞 高方《現狀、問題與建議 ——關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思考》,《中國翻譯》2010年第6期,第5頁。
    ⑬高方 池莉《“更加純粹地從作品出發”——池莉談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中國翻譯》2014年第6期,第51頁。
    ⑭許鈞等著《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117頁。
    ⑮劉云虹 杜特萊《譯者“應對原文本‘盡可能’絕對忠實”——關于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對談》,《小說評論》2016年第5期,第 40-41頁。
    ⑯高方 余華《“尊重原著應該是翻譯的底線”——關于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中國翻譯》,2014年第3期,第60頁。
    ⑰過婧 劉云虹《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異質性問題》,《小說評論》2015年第3期,第52 頁。
    ⑱高方 賈平凹《“眼睛只盯著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賈平凹先生訪談錄 》,《中國翻譯》2015年第4期,第57頁。
    ⑲高方 蘇童《偏見、誤解與相遇的緣分——作家蘇童訪談錄》,《中國翻譯》2013年第2期,第48頁。
    ⑳高方 韓少功《“只有差異、多樣、競爭乃至對抗才是生命力之源”——作家韓少功訪談錄》,《中國翻譯》2016年第2期,第71頁。
    ㉑許鈞主編《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6頁。
    ㉒高方 蘇童《偏見、誤解與相遇的緣分——作家蘇童訪談錄》,《中國翻譯》2013年第2期第47頁。
    ㉓高方 韓少功《“只有差異、多樣、競爭乃至對抗才是生命力之源”——作家韓少功訪談錄》,《中國翻譯》2016年第2期,第73頁。
    ㉔高方 賈平凹《“眼睛只盯著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賈平凹先生訪談錄 》,《中國翻譯》2015年第4期,第57頁。
    ㉕高方 閻連科《精神共鳴與譯者的“自由”———閻連科談文學與翻譯》,《外國語》2014年第3期,第25頁。

 

    作者簡介:
    許多,男,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學、法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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